【检察文苑】舞台剧
舞台剧
陈亮
一方三尺舞台，三个人物，一部校园舞台剧。
剧中，被欺凌者王小刚，转学生，性格腼腆、内向，对所有的事情都忍耐，以善良的名义委屈自己，以懦弱学会逃避；欺凌者赵晓刚，喜欢称王称霸，喜欢拳头相向，武力解决问题；助虐者林丛，曾被赵晓刚欺凌，为避免被欺凌，加入赵晓刚的霸凌队伍。
剧本共两幕，第一幕里，王小刚坐在位子上看书，赵晓刚摸不清楚王小刚的底细，过来搭讪，腼腆又内向的王小刚以防御的姿态面对赵晓刚的诘问。林丛在一旁插科打诨，不时地扰乱王小刚说话。讲话多次被打断，王小刚提醒自己要忍，自己是新人，只是说话被打断也没有什么。经过几个来回，赵晓刚摸清了王小刚的底细。第二幕，赵晓刚在经过王小刚座位时，冷不防地抽了王小刚后脑勺一巴掌，王小刚提醒自己不能惹事，只是被拍了后脑勺，也许是赵晓刚表示亲密的举动，因为赵晓刚本身就是个粗鲁的人，待人接物缺少分寸……
在学校排演这一幕的时候，表演赵晓刚角色的孩子对表演王小刚的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子想的，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表演王小刚角色的孩子则反驳：“可是王小刚又能做什么呢？他不如赵晓刚强壮，也没有帮他的朋友，还不好告诉老师。”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辩驳，让观者震颤，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一天，组织排演的是检察官刘洋洋。她听见争论，就组织表演的孩子和旁观的孩子一起讨论。她问饰演王小刚的孩子：“为什么你说不好告诉老师？”
那个孩子反问她：“怎么跟老师说？说赵晓刚拍了我的后脑勺一下？然后呢？老师会怎么说？”
这一问让检察官陷入了沉思。在这幕剧中，拍后脑勺是个转折点，是开启校园欺凌这一潘多拉魔盒的关键一步。剧中，欺凌者在这一拍后，每次看见被欺凌者都会有拍后脑勺的举动，剧情再发展下去就是抢零食、要钱，终至殴打被欺凌者。
在编写这一法治情景剧的时候，刘洋洋根据自己多年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给法治情景剧加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根据她的经验，那种一见面就欺凌的毕竟属于少数，多数的欺凌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总是从日常小事积累起来的，这也决定了大多数校园欺凌长期化的特质。在长期欺凌下，如果没有第三方有效的干预与介入，要么就是被欺凌者某天情绪爆发，和欺凌者“鱼死网破”，要么就是被欺凌者一直忍受下去，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生理问题。
舞台剧的最大优势是有了“上帝视角”或者第三方视角，知道欺凌的转折点何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该如何去确定这个转折点，防患于未然呢？
在刘洋洋诸多的法治课中，她总想让孩子增强亲身体验的观感并观察孩子们的临场反应映射出的问题，再做出针对性的指导，这一指导，需要近乎水滴石穿的耐心。
曾经，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她有一次让孩子现场模拟欺凌的场景。当时她和州院的干警联合开展法治进乡村活动，到一个偏远的乡镇上法治课，因为设备简陋，那一堂法治课是在操场上露天举行的，当时讲课设计了预防校园欺凌的游戏环节。她让一个孩子闭着眼睛站在中心，旁边四个孩子分别采取轻碰一下、打一下、推一下、重重推一下这四种不同的行为，之后检察官分析推人的孩子的心理和被推的孩子的心理。因为游戏简单，大多数孩子都切身体验了一把被欺凌的滋味。
在现场采访中，被推的孩子回答说：“轻碰一下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重重推的时候就很想打回去。”
推人的孩子则回答说：“害怕，我害怕把他弄伤了。”
通过这个游戏，检察官告诉孩子们：“伤害别人的过程也是自我伤害的过程，只要我们还有自我良知，伤害别人就会有心理负担。如果有一天我们心理上没有负担了，反而觉得欺负人很舒服，那你是不是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了？你们自己想要变成那样的人吗？”
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
从法治课层面上来说，那堂课的效果非常好。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那所学校里就发生了校园欺凌案件。这件事引发了刘洋洋的思考，到底怎样才能真正杜绝校园欺凌案件的发生？
而今，在排演舞台剧的现场，也常有老师过来观看，刘洋洋把那次的讨论拿出来问老师，如果真有学生报告自己被拍了后脑勺该怎么办？老师也只能苦笑说：“把那个拍人后脑勺的学生叫过来教育一顿。”
刘洋洋追问：“如果这个行为引来更大的报复，又该怎么办？”
这下，老师也回答不了了。这就是校园欺凌事件里王小刚们面对的难题——最初的欺凌很多都是小事，甚至不容易与学生正常的打闹区分开。学生报告上去了，老师忽略了，以后可能这个学生就不会再报告了，反而以忍耐的方式希望欺凌者看在自己可怜的份上“高抬贵手”；或者老师处理了，却引来更大报复，那么，王小刚们还敢不敢再报告？没有被欺凌者的报告，老师该怎么去发现这些问题……
实际上，作为中学老师，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就是学生的报告每天也能收到多起，如何从这些报告里区分出校园欺凌的苗头，是老师和法治副校长们共同的责任。
剧中林丛的角色，是大家讨论最多的。林丛何以蜕变，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共同欺凌更弱小的王小刚？在刘洋洋看来，林丛们只是以这样的行为达到自保的目的，这也是她设计林丛这个角色的初衷。
在排演现场，演着演着，孩子们开始争论几个角色间的互动，刘洋洋在一旁没有打断，只默默听他们争论。在她看来，这样的争论本身就很有意义。对王小刚的同情，对赵晓刚的批评，对林丛的争论，这些都会给王小刚们带来启发。看吧，在班级里，不认可赵晓刚的才是多数！可是，被欺凌的王小刚们真正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在刘洋洋看来，如果不能在转折点掐掉欺凌的企图，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层阶关系就将最终形成。被欺凌者会找到让自己接受的心理暗示，到这一步，教育者的工作其实在事实上已经失败，所能做的只能是事后补救。
剧本的最后，刘洋洋给出了开放性结局：王小刚该怎么办？最后这一稿的结尾她设计得更大胆，没有王小刚告诉老师，没有老师告诉检察官，没有在检察官和老师的共同作用下赵晓刚悬崖勒马。在刘洋洋看来，那样的剧情不真实，王小刚们很难采取这样的行动，所有人都得承认人性里有软弱的一面。不是有了预防校园欺凌的法律，不是检察官走进了校园，校园欺凌就根绝了，在这方面，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承认局限并非无所作为，更不是一无所获。
舞台剧演出的第三天，刘洋洋接到班主任的信息，说孩子们还在讨论剧情。在刘洋洋看来，这才是舞台剧最大的意义——带来话题，让学生们讨论，在讨论中，让王小刚们改变逻辑，比如说能把自己受欺凌的事实告诉老师，或者以信件的方式投进检察官信箱，或者……这一转变，难的不是信箱的设置，而是王小刚们认知的改变、心理的改变。
这就像种下的种子，或许会枝繁叶茂。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