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写的《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作者的落寞与不甘，力透纸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中，扶贫是其中一项——变法中推出的“保甲法”便将一般家庭分为不贫、次贫、极贫三个等级，作为政府扶助的依据。

　　王安石变法肇始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后，正是宋朝急需变法图强之际。为了对付契丹骑兵，宋朝急需培育自己的骑兵。王安石变法时采取保马法，将战马的培育从官方机构转移到民间，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迅速培育了一批素质不凡的战马。但是，随着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一些参与变法官员急功近利，导致在推行保马法期间一些官员直接实行指标摊派，极大消耗了百姓的人力物力。百姓因养马不得其法的，要赔偿国家战马，致使很多不堪重负的百姓家庭就此破产、流离失所，一项原本的利民惠民政策，在不良官员的肆意之下变成了祸民政策……

　　其实扶贫这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萌芽了，《礼记》记载“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那个时代的贫者代表。《礼记》记载：“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儒家圣人孔夫子主张将财富平均分下去，使每个人财富都一样，“盖均无贫”，贫穷就不存在了。“均贫富”这个想法太过理想主义而不切实际，只是空有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

　　魏国的李悝在君主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实行扶贫政策，人称“平籴法”：丰年时，余粮由国家统一收购并储存，以免农民被奸商低价收购粮食；收成不好的年份，国家将储存的粮食平价卖给百姓，以稳定社会秩序。这一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朝时，“平籴法”改名为“常平仓”。而且，一般都会给予贫困者物质上的帮助，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汉朝政府会给予布匹、粮食等基础性生活必需品。

　　如今国际社会盛行的用税制改革来消除贫富差距的做法，早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就已有类似的措施了：对于富裕的家庭，税收就多一些；贫穷的家庭税收就会相应少一些。宋朝时期，政府规定特别贫穷的家庭可以不用交税，通过劳动来弥补税收。到了明清时期，统计人员都会挨家挨户上门了解真实情况，按百姓所需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有一些精准扶贫的意蕴了。

　　也有一些古代官员剑走偏锋，采取一些极端做法，留下一则则趣闻轶事。明朝官员梅国桢到固安任职，他探知固安这个地方的百姓太穷，而当地的官员专门放高利贷，于是他将那些官员请来府里吃饭，将穷苦百姓聚集在自家门口，声称如果百姓还不了高利贷，就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卖掉！这让在场的官员颜面皆无，当场就将借条给撕了。

　　清代新科状元林召棠，衣锦还乡广东吴川，为发小生意冷清的粥店题字。林召棠书法娟秀遒劲，但“粥”字中间少了“米”字，剩下两个弓字，成了“弓弓店”。一时间状元写别字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发小的粥店一下子就火了。林召棠告诉发小：“‘粥’字没有‘米’，你店里的‘米’才多起来。”

　　这类故事在中国古代很多。东晋时期，书法大家王羲之路上遇到一位贫穷的老婆婆在卖竹扇，老婆婆卖力吆喝，无人理睬，于是王羲之在老婆婆每把扇的扇面上写字，后来老婆婆的扇子都卖出去了。苏轼被贬到海南岛，曾遇见一个卖油炸面食小吃的老妇人为生意不好发愁，苏轼挥笔为老妇人作了一首诗：“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暖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老妇人把这四句诗贴到门上，马上顾客盈门。

　　济世为怀的古代文人，大概率都有人文主义思想。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主持兴修农田水利等工程，他从贫苦人家中优先雇用数千人，此举的目的就是让贫困者通过劳动解决贫困和温饱问题。《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将自己制作风筝的步骤，一步步详细地整理成书，让老百姓都能靠一门手艺赚钱。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一是为了发放朝廷官员的工资，二是为了应付皇家贵族的开销，三是为了战争。他的对策无非是多增税，重新丈量田亩，把荒山、滩涂等纳入税源，打击贵族的偷税漏税行为；将税收的增收率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然而，在农业社会，在资源相对固定和有限的前提下，这种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无疑是一场冒险。国强民弱，终究不能长久。

　　曾经最欣赏王安石的司马光因此特别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也知道现在朝廷缺钱，但他坚决反对开源增税，因为增税之策一出，老百姓不一定愿意；把增税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为了完成任务，地方官肯定不管百姓的死活。司马光曾反驳王安石道：“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不幸而被言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原先那个踌躇满志的王安石，留下的变法和扶贫遗产，雄心万丈的一腔豪情，最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