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人眼里，律学家是底线的伦理家、沉郁的文章家、有规则概念的循良之吏，他们才更应受尊敬、受欣赏、受推重。为律学家群体做年谱，树碑立传，这正是《纪年考证》的价值所在。《纪年考证》树起了陕派群像，荟萃成一个群英谱，其道德品性、学术文章鸿纤毕现。他们在传统法到近代法的重大转型中的立场及观感，以及他们史诗般的、从出现到消亡的全过程得到集中展现。
“东风入帘幕，生意满林畦。古木含新绿，仙葩吐旧枝。”出自南宋薛季宣的《丙子岁春》。春天带来的生意，虽在林畦，而周围的古木新绿、仙葩吐枝，为之添彩，更令人动容。近读闫晓君教授新著《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法律出版社2019年，下称《纪年考证》），让人油然而生“古木含新绿，仙葩吐旧枝”之感。
2020年，恰逢陕派律学的创始人薛允升（1820年至1901年）200周年诞辰。盖伦理家之生，世人因以感知世道人心，其死，人或忧念世道人心从此无人阐扬。文章家之生，世人因以获得佳作名篇以欣赏；其死，人或担心世间恐再无精品。循吏之生，世人因以获得善治良法；其死，世人或忧虑家国治道不再、良法沦亡。而法家（法律家）之生，尽管于法律（法学）知识生产影响甚巨，世人因以获得理性精神、规则意识、正义观念等等；其死，世人的反应却并不大。千百年来，律学一直被边缘化，律学家也不受重视。在一个没有法律家治国传统的国度，律学家生死不过尔尔。然而在法律人眼里，律学家是底线的伦理家、沉郁的文章家、有规则概念的循良之吏，他们才更应受尊敬、受欣赏、受推重。为律学家群体做年谱，树碑立传，这正是《纪年考证》的价值所在。
《纪年考证》940多页，砖头般厚重，内容翔实真纯，令我感佩不已。作者对陕派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学者、尤其是一个陕籍学者的自觉，另一方面是受“吴建璠之问”的刺激。作者在书序《关于陕派律学》中引述道：
大约15年前，在一次法史界同仁的聚会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沈家本在一篇文章中说，光绪初年律学家分豫、陕两派，豫派以陈雅侬、田雨田为代表，陕派以薛允升、赵舒翘、张成勋为代表。他问，两派除沈氏指明的律学家外还有哪些人，各有哪些代表作，两派的分野何在，对清代法律发展有何影响。大家相顾茫然，答不上来，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然而15年过去了，我还未见有哪位学者就这个问题提出过一篇论文。
要回答“吴建璠之问”，非下专门的功夫不可。没有热忱、没有定力是无法做到的。《纪年考证》将研究带向了一个新境界：触角变深、视野变宽、高度提升。
薛允升、赵舒翘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以及陕西省志中均有专传，但一般只记述传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谱对谱主言行的记述更加细致，内容也更加丰富。更兼年谱有一种文体的优势，它集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类史书于一体，体裁既特别，功用也更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盖历史之大部分，实以少数人之心力创造而成。而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严密之传记以写其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谱之所以可贵也。”年谱通过“详密”以“写”谱主之“心影”，以感兴后人，故其效用极为宏大。
作者从陕派单人年谱做起，最早撰写《吉同钧年谱》，不久又写作《赵舒翘的庚子年》，在谱主的重要年度，通过逐月逐日纪事的方式，来显示其遭际。尤其将与谱主有关的政治大事同时列出，以使人明了其时代背景。但作者很快就发现：对于学派群体的研究而言，单谱的局限性很大，合谱也许是最佳选择。梁启超云：“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单谱不仅徒费笔墨、浪费读者精力，而且容易走向孤立，案件、事件的呈现容易被支离割裂；陕派既然是“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纪年考证》看似爆发性的成果，实际是多年默默的累积而成。
《纪年考证》时间跨度长，人物包罗众，具有了陕派律学家全书的品质。从1820年薛允升出生始，至1945年萧之葆去世止，时长126年。前部主要为陕派前辈的活动，包括王鼎、王治、王灃中、张叙、张承谏等，可称为陕派前传；后部进入民国，大抵是作为遗老的陕派的行止，有弃官归隐的，有出仕民国的，属于尾声，如高祖培、段维、吉同钧、萧之葆等。而主体部分，是陕派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际遇。
《纪年考证》树起了陕派群像，少见的大阵仗，荟萃成一个群英谱。集中展现了陕派人物出生、入仕、升职、外放、回京、逝世，年资大小、入部早晚、师承关系、交还往来，各不相同，错落有致，构成了一个时空复合的网状结构。这些法律人物，生于八百里秦川，聚首在京师刑部，既是上下级，又是师生，还是同乡，同声又同气，诗酒酬唱，援引提携，切磋砥砺。个人遭际不同，政治或学术立场或异。但在《纪年考证》中，其道德品性、学术文章鸿纤毕现。他们在传统法到近代法的重大转型中的立场及观感，以及他们史诗般的、从出现到消亡的全过程得到集中展现。尤以陕派的开创者薛允升、中坚赵舒翘、殿后者吉同钧出现的频率最高，他们代表着兴与衰的端点。学术渊源属于陕派的沈家本，其出镜率也颇高。盖他是圈中人，薛允升、赵舒翘、吉同钧等的成就与贡献，有赖他的推戴和总结；其著述有赖他的推阐和刊刻。《纪年考证》还以附见的形式，展现了豫派律学的大概情况，这为研究豫陕两派律学的关系、交流及相互影响提供了线索。
《纪年考证》撰写历时十余年，搜集文献300余种，直接征引200余种。除基本史料如薛允升《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赵舒翘《慎斋文集》《提牢备考》《温处盐务纪要》，吉同钧《乐素堂文集》《审判要略》《秋审条款讲义》外，还涉及官修实录、史传、官报、档案、方志、书札、诗集、年谱、墓志、回忆录、笔记、日记等各种史料，做到了巨细无遗，且取精用宏。
考订精审是《纪年考证》的一大特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讲：“做年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至于无年可考的事迹、言论，怎样去安排？帮助正谱的图表，怎样去制造？谱前应从何时说起？谱后应到何时截止？种种困难，都须想方法解决。倘使不能解决，便做不成年谱。”在这些方面，作者作了下述努力：
一是注意自撰年谱的自我粉饰成分，盖这类年谱多由谱主子孙或门人、亲故所撰，或掺杂虚美阿谀之词，需要作一定的辨别。二是多方求证，既关注材料的共性，也要存异，防止编者的倾向性夹杂其中。办法是让资料说话，而不是编者作过多评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本来做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做传如此，做年谱也如此。”遵循传统史学的这一“正则”，是本书贯彻始终的一大原则。盖作年谱不是撰写著作、论文，应以事实铺陈为极则，不应夹杂作者的分析或推测，以实录为上。
为撰写《纪年考证》，作者走访了陕派的后裔，到陕派的故居、仕宦的地方调研。赵舒翘有《游焦山》诗：“我与名山有旧盟，高僧相遇恰同庚。逃禅便觉风尘远，住世须将宇宙擎。江寺懒寻铭瘗鹤，海隅愤指浪翻鲸。彼苍未许林泉福，解缆匆匆负此行。”为此作者去了镇江焦山，在摩崖石刻中找到题诗的石刻。
《纪年考证》将是读者查阅求证的案头工具书。陕派之人、事、言、行皆可以从中索得。巨大的信息量将使它成为读者的资料渊薮，因此应有个人名索引，或再加一个案件、事件索引，也未尝不可。
作为陕西人，作者不仅有心灵上的相通，更兼他是史学出身，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研究素养，陕派律学家能有这样的乡党为他们树碑立传，或许是他们最大的“福报”。
